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外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震惊。 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甲午条陈》，1888
康乾盛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大体处于一种表面上的繁华之中。从数据上看，彼时的中国似乎正经历她的“全盛时期”，经济空前发展。根据数据，康熙时苏州，上岁亩产稻谷三四石，嘉庆时米麦合计亩产4.2石，即使中岁也有2.7石的收成，道光时亩产米麦4.5石。浙江嘉兴，清初极丰之年，稻米亩产3石，而道光时一般年成亩产也在2.5到5石之间。明清之际，湖广洞庭湖和湘江沿岸地区亩产不过2石，而乾嘉时期，一般亩产也在2、3石，少数上等田地可达5、6石。粮食的商品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典型的事例是“湖广熟，天下足”代替了“苏松熟，天下足”的传统说法。湖广农民自己依赖玉米、番薯等杂粮为生，而将稻米运销江浙，台湾的大米则源源不断地运往福建。
然而，这看上去歌舞升平的王朝实际上早已被连年的承平侵蚀成了中空的古树，只需轻轻一推便可轰然倒塌。1793年访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这一评价也完美预言了后期中国百年屈辱近代史，也被后世称为“马戛尔尼的诅咒”。
于是，待真正强大的外敌入侵承平日久的华夏大地时，清政府对于抵抗已是有心无力。史书上常常出现这样一幕幕迷惑滑稽的场面：清政府往往先十分强硬，后屈辱求和。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这样，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这样，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也是如此……我想，主导这一幕幕“滑稽剧”的“导演”，想必便是那“天下太平”的假象。长时间的太平已经让统治者迷失了对自己的正确认知，长时间的太平让统治者真正相信了中国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物产丰腴、应有尽有”的天朝上国，而忽视了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自身经济、军事等水平早已远远落后于他们口中的“西方蛮夷”。
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但这真的就能阻止大清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吗？书中记载了嘉庆、道光、咸丰三任皇帝的励精图治，但他们的励精图治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大清“气数已尽”。这里说的”气数“其实并不是一个玄幻的概念。我想，这个气数由经济、制度、文化、民众等等诸多因素组成。大清背后所代表的封建阶级由于多年的闭关锁国早已形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独立循环体，而这个循环体又因其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本质而异常脆弱；这个循环体长期采用君主专制政体，对于百姓之地位毫不关心，认为百姓不过是一种工具，存在不如不存在，自由不如不自由，独立不如不独立。因此，百姓由于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长期处在一种愚昧的未开化的状态，自然普遍缺少打破常规创新创业的思想动力与魄力。于此，这几大因素便形成了一个牢固的闭环，相互遏制、相互压抑，使中国逐渐脱节于世界诸国之发展。
我们在谈到中国悲惨的近代史时，往往都会将原因简单归结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悍然入侵上。然事实果真仅仅如此？金一南将军在书中写道：“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编剧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有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来源。”在长期承平思想的侵蚀下，敢于宣战的朝廷无奈难以为继的帝国、看似强大的军队不敌歌舞升平的侵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这一血的教训或许对于百年后的中国仍然适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也已将近50年无战事。在百姓的角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示。在长期的承平中，我们的政府是否也渐渐放松了警惕，患上了“和平病”？我们的军队是否因为长期缺乏实战的鞭策与督促，放松了警惕，变成所谓“练为战”，“演为看”，甚至重蹈百年前“东亚第一”的北洋水师的覆辙？以表演替代训练，以内斗替代发展，无论何时都将直接导致国家的灭亡。十年“文革”浩劫，毁灭了多少发展的机会？塑造了多少为祸一方的“牛鬼蛇神”？可以说，正是1978年及时拨乱反正，才给了国家一次重生的机会；正是1978年及时改革开放才给了中华民族一次伟大复兴的良机。当今，有不少人质疑改革开放，怀念“文化大革命”。于我而言，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有人说，当今又出现了所谓“资产阶级修正派”，我想，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他们口中的“复辟”、“修正”，我认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不完全、不充分的产物，只要基于正确适当的关注与监管，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完全不需要发动诸如”文革“一类的自毁式的运动以维护所谓“无产阶级利益”。当今中国面临的长时间和平的局面，本质上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机会、利用机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着眼关注于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落实当年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的构想，而不是浪费这一大好时机，发动内耗式运动，平白浪费时间、浪费时机、浪费资源。
总的来说，承平之日，需要领导集体拥有比战争时期更加清醒的头脑与意识，精准确定国家当前的首要矛盾与发展目标，并为之不断奋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产生一些分歧；但我想，只要能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同时对次要矛盾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可在适当时刻完成对它们的解决，同时提防其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转变为主要矛盾，这样其他分歧也便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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