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来之中国近代发展史，我们或许看到一片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但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片迷雾，不难发现，所谓历史，无非是各种选择的集合。不同的主角，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在后人看来，这些选择有些明智，有些愚蠢；有些悲壮，有些屈辱。但这些选择无一例外，不论优劣，均是百年近代史中的关键一环；而这些选择背后的共同推手，无外乎都是历史的潮流。这些选择，无外乎都是历史的选择。
这些选择均始于一场灾难。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区区几千英军长驱直入，从广州登陆，直抵天津白河口。道光帝情急之下屈辱签署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百年屈辱的近代史。如果没有这场灾难，或许这些选择也终有一日会发生于华夏大地，但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必然导致选项不同、题干不同。我们无法假设历史，但我们却可以回顾真实发生的事件。《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历史和人民期待已久的选择终于出现了。1851年爆发的金田起义昭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也宣告了中国近代第一次选择的开始。
1864年太平军的覆灭标志了这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的失败，同时似乎也暗示着，之后中国的选择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后续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选择，均未能帮助大清帝国恢复往日荣光，甚至未能帮助其拜托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而进一步敲响了清帝逊位、清朝灭亡的丧钟
这些选择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与偶然性，但若将他们横向排列置于历史发展的时间纵轴之上，便可发现这“失败”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运动发动“拜上帝教”，意图以本土化的基督教义作为其革命的推手与主义，在彼时保守、封闭、孤立的中国定然“水土不服”，其被“以捍卫传统礼教为旗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打败便也显得十分正常；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后来发动洋务运动，意在以西方先进器物为推手，巩固清政府之封建统治。毫无疑问，主导这场运动的李鸿章等人应是十分具有忧患意识的，否则他们断然没有如此的魄力与眼光发动这样一场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运动。事实也正是如此，李鸿章早在甲午战争前20年便率先指出，日本“伺我虚实，实为中国的永远大患”。但封建制度的先天不足使得这些官员们仍然无法脱离对名利赞誉的追求与享受，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似乎也从先前的机警变成了后来的漠然。早年的李鸿章亲自抓捕了支持慈禧太后修园的奸商李光昭，以“诈传诏旨”之罪名判其斩监候，有效制止了慈禧的第一次修园行为；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军款修建颐和园的行列。1888年，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以支持颐和园的万寿山工程。最终，1898年中的甲午海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纸《马关条约》给中国加上了两亿两白银的负担。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他的选择，做出了和当时的国人期望相背的选择。
1911年，历史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从历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又是一次偶然与必然的完美相遇。革命发生的导火线便颇具巧合性——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革命居然源于一场口角；此外，辛亥革命发生的时机甚至出乎革命主导者孙中山的预料。书中记载，革命发生时，孙中山正在餐厅吃早饭，随手展开一张报纸，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手中的牛奶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书中记述的最富戏剧性的一点，便是历史如何把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起义发生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亲临一线指挥的，居然仅有熊秉坤等基层军官；至于后来被称为“首义都督”的黎元洪，更是被士兵从床下拖出来，被威胁着做了起义军的领袖。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历史第一次做出了顺应中国人民期待的选择。但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她期望已久的和平与尊严，国家贫弱依旧、外患依旧，何谈革新？内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何谈共和？
或许是为了结束这一现象，历史再次选择了两个人，蒋介石与毛泽东。
蒋介石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似乎是一个刻薄、阴险、尖酸的小人，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青年蒋中正对于救国有着极高的热情。书中记载，蒋介石1908年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时，便对该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1923年蒋介石访苏，他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绩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所以蒋介石认校长的黄埔军校门口有着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当然，他对于权术也有着一般人远不能及的自如运用。10年军阀混战，蒋介石以一己之力近乎统一中原各路军阀，完成了那些老牌北洋军阀所未能完成的事业，其于6年内反复辞职复职，并以此为武器结合军事行动吞并军阀势力，不可谓之不老谋深算。金一南将军在书中写道，“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种力量，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因此，我们说，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三次上台，三次下野，而造成他第三次下台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这才是历史对于近代中国最终的选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带领中国走向新生，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历史选择了中国人民完成了对这个国家、对自己的革新与救赎。历史的选择，往往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可以说，这些选择的发生定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终究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他的必然正来自于组成历史的人们的举动，而他们每一个或大或小的举动，也正构成了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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